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主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因此相比于1998年和2015年时的情况，当下在供给端并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低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于内外部需求端动力不足。同时受制于去年的高基数效应和海外经济衰退风险，今年以来全球工业品价格同比增速均明显下降，国内PPI同比增速6月份一度下探至负增长5.4%。受此影响，国内CPI构成项中，食品烟酒等实物产品价格同比增速今年以来下降明显。而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相关服务类消费缓慢修复，CPI构成中服务价格同比增速保持平稳并没有下降，但也并不能扭转整体通胀下行的趋势。
从影响上看，价格因素导致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温差”。分季度看国内经济增长的节奏，去年四季度我国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是2.9%，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GDP当季增速提高到4.5%和6.3%，呈现出逐季回升加速增长的势头。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都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值，受名义经济增速的影响要大于实际经济增速，这导致了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了“温差”。同样我们也应该能看到，随着下半年PPI同比增速有望企稳回升和政策红利释放的充分传导，上市公司盈利增速有望迎来向上拐点，价格因素对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负面作用减轻，宏微观“温差”也会显著缩小，届时企业与居民信心有望进一步提升。
此外，短期需求不足以及价格因素放大了对中长期问题的担忧。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年以来国内低通胀叠加房地产形势变化，引发了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和模式的讨论，部分观点担心中国重蹈日本90年代以后的覆辙，由此也引发了很多关于“日本失去三十年”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探讨。作为大国经济体，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后地产时代与日本经济有本质不同。在后地产时代中国经济通过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将继续大有可为。超大规模市场下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并行发展，市场拥有足够的潜在空间，有利于符合科技和产业方向、具备竞争潜力的企业快速发展。正是这一优势，最近十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每一次科技和产业创新浪潮中都几乎能获得一席之地没有缺席，从移动互联网、到5G、到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到如今的人工智能。
三、政策措施提前部署多措并举
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我们认为，政策措施提前部署多措并举，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如下具体政策措施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