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中央警卫局规定中南海的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这样，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出入中南海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不久，有一个情况为难了中南海西门的警卫。陈伯达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领导干部乘坐轿车出入，卫兵行个礼无妨，若徒步出入也行军礼，却十分别扭。因为那样会引起门外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观看。我曾有两次陪陈伯达步行出西门。站在门口内侧的值勤军官早已认得陈伯达，见他走近时，便突如其来地高喊一声：“敬礼！”卫兵们立即举手敬礼。陈伯达也忙不迭地边走边举右手还礼。这种过分严肃的仪式，令我这个少年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门。幸好当时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没有引得人们过来看稀罕。据闻，后来警卫部门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认为万一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根据是否行礼来判断出入者的身份，跟踪步行出门的领导人，则极易发生安全问题。于是对步行者敬礼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泽东对过分强调正规化提出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中央警卫局为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就完全取消了对领导人敬礼的制度。虽然陈伯达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门时曾遇到卫兵敬礼的麻烦，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门却遇到过完全相反的待遇。一天下午，我陪陈伯达步行出北门到北海大桥东面的团城看工艺美术展览。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出入证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证上的“陈伯达”这个名字卫兵很生疏。证上还有两栏，单位一栏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职务一栏却是空着的。当时，居住在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极少有步行出门的，卫兵们没有直接查验过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未见过这种职务栏空缺的出入证。“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陈伯达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