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范围内串门，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走访过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户。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们偶尔造访过。例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登门拜访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刘少奇曾去过宋庆龄和贺龙的家。凡是来我家串过门的领导人，只要是我在家里遇见或听家里人说起过的，我都留有印象。记得朱德来过一次，是陈伯达刚搬家到迎春堂时来的。彭德怀夫妇来过三次，前文已提到过。陈毅刚搬家到中南海时来过一次，后与周总理共同来过一次。周总理1965年独自来过一次，正巧我住在学校不在家。胡乔木、陆定一来过两次，我也都没在家。彭真来的次数较多，陈伯达也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家，并带我去过一次。康生来过三次，陈伯达也去过康家。陶铸来北京开会时来过三几次。李雪峰夫妇来过一次。周扬来过两三次。王震来过一次。叶飞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带领十几位福建省的干部一起来过一次。另外，陈伯达与张鼎丞也有来往，曾带我去过一次张鼎丞的家。还有一些当时不属于领导人的知名干部，如艾思奇、邓力群、田家英、王力、杨波等，也曾多次到过陈伯达的家。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大人中，最喜欢小孩的是朱德。小时候，他来我家作客时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渐渐长大后，每次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等候时，遇到他来吃饭，他从餐厅看见我，总要慢慢走过来，一边笑呵呵地，一边伸出一双手，我就赶紧伸过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说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说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像做功课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