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美国企业家，在美国整个商业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动性、自主性，比中国企业家要强得多。中国特别是到最近的这段时间舆论氛围有些糟糕，我们会发觉很多企业家现在被改成了另一个名字，叫“资本家”了。
最近这两三年出现了一股“逆流”。但如果把目光拉长到1978年以后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公民社会、公共社会里对于企业家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件事的“表达”，一直都是比较排斥的态度。
唯一比较宽容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从2000年前后到2012年左右，期间中国一些企业家发起许多NGO组织，进行社会援助、社会慈善事业，来体现作为“社会企业家”的一些能力。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部分能力也在被压抑着。
所以我觉得在创业氛围、创业精神这方面，中国并不比美国差多少；问题还是在于，整个社会对于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的认知问题。
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有着许多的质疑或者说压抑。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陈为：秦朔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秦朔：我觉得，企业家这个阶层跟政府、社会之间，如何形成一种互动型、建设型、友好型和长期型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命题。
现在很多人一讲到中国企业家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时，往往会感叹，美国是多么自由，等等。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美国拥有这么多历经风雨活到今天、发展到今天的大公司，的确是得益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是经历了许多阶段，比如在卡耐基、洛克菲勒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富可敌国、企业有着很强的垄断性、劳工保护等方方面面做得也并不好。所以才有了后来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对此进行校正。
洛克菲勒当年睡觉时，床头都要摆放一支左轮手枪，害怕被人暗杀；卡耐基的钢铁工厂曾发生过工人罢工事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警察镇压了这次罢工运动，枪杀工人，多达35人丧生（史称“霍姆斯塔特惨案”）。
图为约翰·洛克菲勒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企业跟社会之间也是蛮对立的；跟政府之间也同样，1890年，美国出台《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博弈，经过一些调整后慢慢达到平衡。
比如，美国在1910年代建立企业基金会制度后，很多企业家有很强的回馈社会的行动。像柯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他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主要捐赠者；亨利·福特，密歇根大学最重要的安娜堡校区，就是福特把自己家族庄园的一块地捐给了这个学校。
总体上，美国是经过历史的调整后，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架构和框架，让各方之间能够进行建设性的博弈。
